北京治疗白癜风哪家安全 https://jbk.39.net/yiyuanfengcai/zn_bjzkbdfyy/这种想法也为德国入侵苏联可预见的大量平民死亡提供了理论支持——对纳粹专家来说，“万人”有可能死于饥饿，这不仅对当前德军的突破有好处，也有利于德国人民的长远福祉。需要喂饱的苏联人越少，就有越多的食物可以向西运送到慕尼黑或汉堡居民的手中。不仅如此，它还可以促使被占领的区域迅速德国化。希姆莱已经注意到，大部分波兰农场的规模太小，不足以供养一个德国家庭，而现在他坚信，大饥荒将推进在苏联建立大规模德意志农庄的进程。在入侵开始前的一次周末聚会上，希姆莱坦率地对他的同事说：“苏联战役的目的是把斯拉夫人口减少万。”即将打响的苏联之战显然让许多纳粹领导人产生了最为激进的念头。希特勒写信告知墨索里尼入侵苏联的决定时，他坦认自己感到一种“精神上的解脱”，这赋予他在这场斗争中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自由。正如宣传部长戈培尔在年6月16日的日记中写到的：“元首说，无论我们做的是对是错，我们都必须取得胜利。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有太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了……”毫无疑问，从战争的策划阶段就可以预见到，苏联的犹太人将遭受深重的苦难。年1月30日，希特勒向国会发表演讲时，明确地将下一次世界大战与犹太人的灭绝联系起来：“今天我想再当一次预言家，如果国际金融形势和欧洲内外的犹太人让各国再次陷入一场世界大战，那它的结果不会是全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化——也就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欧洲犹太民族的灭绝。”希特勒特别用到“布尔什维克化”一词，强调在纳粹种族理论中共产主义与犹太人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苏联是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秘密进行共谋的大本营。虽然斯大林本人表现出明显的反犹主义倾向，但这并不妨碍纳粹想象犹太人在幕后对斯大林帝国的操纵。为了对付苏联犹太人，纳粹组建了四个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此前，在德奥合并和纳粹入侵波兰之后，保安部（党卫队下属部门）和保安警察都成立过类似的行动小分队。他们在大后方工作，任务是根除“国家的敌人”。在波兰，特别行动队发动的恐怖行动造成约1.5万名波兰人（大部分是犹太人或知识分子）被害，而他们在苏联杀害的人数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一开始，特别行动队的杀伤力就远远超过自身规模。A分队隶属于北方集团军，是特别行动队最大的分队，配有名士兵。剩下的三个分队（B、C和D）隶属于其他集团军，每个部队约有至人。入侵前，海德里希向这些特别行动队的负责人简要概括了他们的任务。他的命令后来被记录在年7月2日的官方指示中：特别行动队的任务是杀死共产主义政治人物、政治委员和“为党和国家服务的犹太人”。这里可以看到，纳粹是多么执意要把犹太民族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入侵开始，特别行动队跟在国防军身后进入苏联。他们的推进速度非常快。6月23日，也就是发动袭击的第二天，在党卫队旅队长兼警察少将瓦尔特·斯塔赫莱克博士（Dr.WalterStahlecker）的指挥下，A分队已经到达立陶宛的考纳斯。他们随即开始煽动当地人对城中犹太人进行迫害。值得注意的是，海德里希的指示中有这样的文字：“在新占领的土地上，不要干预任何有反共或反犹太主义倾向的大清洗行动，相反，应秘密地对它们加以鼓励。”这段文字表明，直接杀害“为党和国家服务的犹太人”只占特别行动队所有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斯塔赫莱克后来在报告中写道：“保安警察的任务是推动这些清洗行动，并按照正确的方向对它们进行引导，以确保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原定的屠杀目标。”在考纳斯，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立陶宛人在德国人鼓励的目光下，用棍棒将犹太人当街打死。在屠杀过程中，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大喊“打死犹太佬！”以此来鼓励行凶者。屠杀结束后，其中一名凶手踩在尸体上，拿出手风琴弹奏立陶宛国歌。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海德里希让他的手下“秘密地鼓励”的行为。在远离主要城镇的地方，特别行动队挑出那些“为党或国家服务的犹太人”并将他们杀害。这常常意味着整个村庄的犹太人男性被集体射杀。毕竟，按照纳粹的理论，苏联有哪个犹太男人不是暗中“为党和国家服务”呢？就在特别行动队和党卫队相关部门屠戮苏联犹太人的同时，国防军也在战争中犯下种种罪行。在臭名昭著的《巴巴罗萨法令》和《政委法令》的授意下，德军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射杀游击队员，并以一个村庄为单位进行集体报复；即使成为战俘，苏联政委也难逃一死。正是纳粹对苏联政委的态度使得奥斯维辛卷入这场战争。根据国防军与党卫队达成的协定，海德里希的手下可以进入战俘营，带走那些逃过前线首轮囚犯筛查的政委。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这些政委要被带到哪里去？在纳粹看来，当着苏联士兵的面杀死他们显然不是一个理想方案，于是，年7月，从普通战俘营抓出来的几百名苏联政委被送往奥斯维辛。从到达集中营的那一刻起，这些囚犯便被区别对待。集中营里的生活苦不堪言，但这群人却遭受更残酷的虐待。“我听到可怕的叫喊声、呻吟声和咆哮声。”在通往集中营一隅砾石坑的路上，耶日·别莱茨基和一个狱友看见了这些苏联犯人。“他们推着装满沙土和砾石的独轮车一路小跑，那是很痛苦的，手推车的木板总是左摇右晃。这不是常规的出工，是党卫队特意布置给那些苏联人的炼狱。”他们一边干活，一边被卡波用木棍毒打，在旁边围观的党卫队看守还大声鼓励卡波：“好好修理他们，伙计！”而接下来的一幕真正让耶日·别莱茨基目瞪口呆：“有四五个党卫队士兵拿着枪，他们不时给枪上膛，低头看看，选一个目标，然后就朝砾石坑里开枪。我朋友说：‘看看那些杂种干了什么！’我们看见一个卡波用棍子打一个快要咽气的人。我的朋友受过军训，他说：‘那些人是战俘，他们是有自己的权利的！’但他们却在干活的时候被打死了。”就这样，年夏，东线这场没有约束的战争把奥斯维辛也卷了进来。当然，杀害苏联政委只是这个时期奥斯维辛的一小部分工作，它最重要的用途仍是镇压和威慑波兰人。为全力保证集中营满足国家在这方面的要求，霍斯一直在努力减少越狱事件的发生。年，只有两人试图逃跑，但到了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7人（之后数字继续增加，年迅速增至人，年增至人，年增至人）。由于早期绝大部分犯人都是波兰人，且当地居民对他们充满同情，因此只要这些囚犯能够突破集中营的防护设施，就有可能混进因种族重组而大批迁徙的人潮中，从此销声匿迹。白天很多囚犯在远离营地的地方劳作，他们甚至都不需要翻越环绕集中营的带电铁丝网，只要翻越外围的警戒篱墙（GrossePostenkette）即可。霍斯防止越狱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采用残酷的惩罚措施：如果纳粹抓不到越狱者，就把他的亲戚关起来，还会从他所属的分队里挑出10名犯人，故意用特别残忍的方式将他们处死。年，罗曼·特罗扬诺维斯基曾三次因自己身边有人逃跑而被叫去参加筛选。“集中营长官和其他人会盯着犯人的眼睛看，”他说，“当然，那些看起来不太好的、特别虚弱的人往往最可能被选中。我也不知道在筛选的时候我都在想些什么，我就是不想看他的眼睛，但其实这样很危险。你要努力站得很直，这样就没人注意到你。当弗里奇在某个人面前停下来，伸出他的手指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他在指哪里，但你的心跳都要停止了。”特罗扬诺维斯基记得，有一次筛选特别能反映出集中营长官卡尔·弗里奇的个性：“在这次筛选中，弗里奇注意到离我不远的一个人站在那里瑟瑟发抖。他问：‘你为什么发抖？’翻译转述了他的回答：‘我发抖是因为我害怕。我家里还有好几个小孩，我想把他们养大。我不想死。’然后弗里奇说：‘当心点，别再有第二次。如果再让我看见，我就把你送去那里。’他指了指焚化炉的烟囱。那个人没听懂，看到弗里奇的手势，他往前迈了一步。翻译说：‘长官没选你，回去。’但弗里奇说：‘别管他，既然他站出来了，这就是他的命。’”被选中的犯人会被带到11号楼，锁在房间里活活饿死。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罗曼·特罗扬诺维斯基得知，他认识的一个人在饿了一个多星期后，竟然吃自己的鞋子。不过，在年的那个夏天，11号楼的禁食牢房中也发生过在这段黑暗的历史中实属罕见的事，让那些愿意相信犯人有获救可能的人感到慰藉。马克西米利安·科尔贝是华沙的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由于他所在的营房有一位犯人逃跑，他被迫参加筛选。站在他身边的弗朗齐歇克·加文泽科被弗里奇选中，但是他哭喊着说自己妻儿还在等他回去。科尔贝主动要求替他。弗里奇同意了。两星期后，还活着的四个人（包括科尔贝在内）被注射毒剂处死。年，科尔贝被波兰籍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封圣。他的事迹引起不小的争议，原因之一是他在被捕前出版的一份杂志中，有反犹主义内容。然而，对他牺牲自己生命去拯救别人的勇气，没人对此有过质疑。同样是在年7月，纳粹头子在数千英里外做出的一系列决定，让奥斯维辛日后的罪孽无以复加。这是第一次，奥斯维辛的犯人将面临毒气处决，不过不是以最终让奥斯维辛声名狼藉的那种方式。这些即将被杀害的犯人是纳粹“成年人安乐死”项目的牺牲品。其源头可追溯到年10月，当时元首下达了一项指示，允许医生挑出患有慢性精神疾病或身体有残疾的病人将他们杀死。一开始医生们给残疾人注射化学药剂，但后来他们更爱使用瓶装的一氧化碳。一些精神病院被改造成特殊的屠杀中心，在里面修建外观如淋浴室的毒气室。此前的几个月，希特勒已经批准了对残疾儿童的杀害。这是在贯彻他那套极端达尔文主义的冷酷世界观。这些孩子被剥夺了生命，因为他们身体的劣势将对德国社会造成负担。同时，作为种族理论的坚定拥护者，希特勒担心这些孩子一旦长大成人，极有可能会繁衍自己的后代。9月1日，随着战争的打响，安乐死项目的受害者扩大到成年人，战争又一次成为激化纳粹思想的催化剂。在狂热的民族社会主义者看来，残疾人也是“Ballastexistenzen”，对处在交战状态中的国家更是一个累赘。普凡缪勒博士（Dr.Pfannmüller）是成年人安乐死项目中最恶名昭彰的人物之一，他如此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们最优秀、最精英的年轻人跑去前线送死，好让那些低能的白痴和不负责任的反社会分子安全地躲在精神病院里，想到这些真让我难以忍受。”行凶者如此思维，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筛选的标准不仅包括病人生理或心理疾病的严重程度，也涉及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种族背景。结果，精神病院里的犹太人不经筛选便全数送去毒死；而东部波兰精神病院里的病人也以同样的方式被残忍杀害。年10月至年5月间，约1万名精神病患者在西普鲁士和瓦尔特大区遇害，其中很多是通过一种新的装置——四轮毒气室。受害者被塞进一辆经过改装的货车后部的密封车厢内，装在瓶子里的一氧化碳使他们窒息而死。由此，“生存空间”得以释出给即将到来的德意志人。年初，成年人安乐死项目推广到各个集中营，这一行动被称为“14f13”。奥斯维辛从7月28日开始执行。“晚点名时他们宣布，所有病人都可以离开这里接受治疗。”卡齐米日·什莫伦说，他当时是营中的一名政治犯，“有些犯人信以为真。大家都燃起了希望。但我不太相信党卫队会这么好心。”威廉·布拉塞也不信，他的卡波是一个德国共产党人，从后者那里他揣测这些病人后来的下场：“他跟我们说，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有传言，医院被带走的人后来都消失了。”大约有名或自愿或被挑中的犯人离开了集中营，等待列车的到来。“他们都病恹恹的，”卡齐米日·什莫伦说，“没有一个健康的人，他们就像一群幽灵一样。护士们走在队尾，用担架抬着病人。那个场景让人毛骨悚然。没人冲他们嚷嚷，也没有人笑。那些病号倒是兴高采烈：‘告诉我的老婆孩子关于我的消息。’”让犯人高兴的是，两个最恶劣的卡波也在队伍之中，其中一个是很多人憎恨的克兰克曼。营里有传言说他跟他的保护人，即营地长官弗里奇闹翻了。正如希姆莱所说——当卡波回到普通犯人中会发生什么——几乎可以肯定在火车到达目的地之前这两个卡波就已经被打死了。那天离开集中营的所有犯人都被送到但泽附近的宗嫩斯坦（Sonnenstein），死于一所经过改造的精神病院里的毒气室。也就是说，第一批被毒气杀害的奥斯维辛囚犯并没有死在集中营，而是被转运到德国；他们也不是出于犹太人身份而遭到杀害，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劳动。年的夏天不仅是奥斯维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也是对苏战争中的决定性时刻，纳粹对苏联犹太人的政策即将发生转变。从表面上看，整个7月的战争形势对德国非常有利，德国国防军对苏联红军的战斗取得了巨大胜利。7月3日，陆军总司令部的弗朗茨·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现在看来大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苏战争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取得了胜利。”戈培尔7月8日的日记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们将击溃苏联——没人对此再有疑问。”7月中旬，德军装甲部队已经深入苏联达英里，到了月底，一名苏联情报官员奉贝利亚之命，找到驻莫斯科的保加利亚大使，询问他是否愿意作为德苏之间的调解人向德国请求讲和。然而，实际情况要更为复杂。饥饿政策一直是入侵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举例来说，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在7月初的粮食储备只够维持两周。戈林在申明纳粹的政策时曾说过，作为占领者的德军只会给那些“为德国执行重要任务的人”提供食物。另外，死在特别行动队枪下的犹太男人所留下的家眷也有待解决。这些女人和孩子大多数失去了家里的顶梁柱，很快就陷入饥馑；毕竟他们绝不会是“为德国执行重要任务的人”。与此同时，食物短缺的危机已经有所预见——不仅是东部战场，还包括波兰罗兹的犹太人隔离区。当时掌管罗兹的是帝国保安总部负责处理犹太人事务的阿道夫·艾希曼，7月，党卫队的罗尔夫—海因茨·赫普纳给艾希曼的信中提到：“我们无法再养活所有的犹太人，这会是今年冬天的麻烦事之一。应该认真权衡一下，用一些简便快捷的办法解决那些不再适合工作的犹太人，或许还算人道。不管怎么说，总比让他们活活饿死要好。”（值得注意的是，赫普纳信中写到的可能需要杀死的是那些“不再适合工作”的犹太人，而不是所有犹太人。从年春天开始，纳粹越来越多地将“有用的”和“无用的”犹太人区别开来，这种区分后来在奥斯维辛著名的“筛选”中体现得更为明显。）7月底，希姆莱下令解决被纳粹判定为“没有利用价值、纯粹浪费口粮”的犹太人，尤其是针对东部战线。他将党卫队骑兵营和警察营的部分兵力调到特别行动队，最终大约有4万人参与屠杀行动，是特别行动队成立之初人数的十倍。大幅增加人手的原因在于，在东部，屠杀的对象扩展至犹太妇女和儿童。在接下来的几周，这一命令先后传到各个特别行动队指挥官那里，大多是由希姆莱本人在巡视行刑的过程中亲自下达的。到了8月中旬，这些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已全部获悉他们的新任务。这是整个屠杀进程的一个转折。枪杀妇女和儿童，意味着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进入到一个概念完全不同的阶段。尽管到目前为止，纳粹在战争中的所有反犹政策几乎都有潜在的种族灭绝性质，且已有不少犹太妇女和儿童死在犹太人隔离区或失败的尼斯科计划中，但这次不一样。现在，纳粹决定把犹太妇女儿童集中在一起，让他们脱光衣服，在一个大坑前站成一排，然后开枪把他们打死。一个犹太婴儿绝无可能对德国的战争形势构成威胁，然而一个德国士兵却以此为借口朝幼小的孩童扣动扳机。许多因素在这个关键时期共同促成了这一政策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苏联的犹太妇女儿童现在成了纳粹德国的“烫手山芋”，当然这也是后者一手造成的，他们射杀犹太男人并在东部实行饥饿政策。但这不是导致杀戮目标扩大的唯一原因。7月，希特勒宣布将在东部建立一个德意志人的“伊甸园”，言外之意是，在纳粹的这片新乐园上不会再有犹太人的生存空间。（这一年7月希姆莱曾多次与希特勒进行一对一的密谈，此后他便下令将屠杀的对象扩大到妇女和儿童，这绝非出于偶然；若不是元首本人有意如此，这一举措很可能不会发生。）由于相关负责队伍已经忙于枪决犹太男人，按照纳粹的逻辑，扩大特别行动队队伍自是顺理成章，以便彻底“净化”这个新的“伊甸园”。年夏，党卫队派出数支步兵团前往东部增援特别行动队，汉斯·弗里德里希是其中一员，他所在的分队主要负责乌克兰地区。据他所言，遭到迫害的犹太人没有丝毫反抗。“他们（犹太人）极度震惊，完全吓傻了，你可以为所欲为。反正他们已经听天由命。”党卫队和他们的乌克兰合作者强行把犹太人赶出村子，让他们站在一个“又大又深的坑旁边，以特定的姿势，好保证被击毙后会掉进坑里。这样的场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有人负责跳进坑里仔细查看是否还有活口，因为不可能第一轮开枪就解决所有人。那些躺在那里只是受了伤的，会被用手枪补上一枪”。弗里德里希承认，他自己也参与了深坑旁的屠杀。他说，当受害者站在离他仅几米远的地方时，他“什么也没想”。“我只想着‘仔细瞄准，一定打中’。我想的就是这个。当你已经站在那儿，拿着枪准备射击……要做的就是，拿稳手里的枪，打得准一些。没别的了。”他从没有因自己杀死这么多人而遭到良心谴责，从没有做过与此相关的噩梦，也不曾在半夜醒来质问自己到底做了什么。档案证实，弗里德里希是党卫军第一步兵旅的士兵，这支部队7月23日进入乌克兰。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或许是不愿更多地谈及自己的罪行，弗里德里希没有具体说明他行凶的确切地点，然而，有记录显示，他所在的分队在不同地点都参与了屠戮犹太人的行动，包括年8月4日在乌克兰西部。在那次行动中，周边村庄里的1万多名犹太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聚集到奥斯特罗格镇（Ostrog）。“（8月4日）一大早，小汽车和大卡车都开来了，”瓦西里·瓦尔德曼那时是个12岁的犹太小男孩，“他们都带着枪，还牵着狗。”党卫队包围了整个镇子，把数千名犹太人都赶出来，让他们朝附近的一个小村子走去，那里有一大片沙地。“大家都知道自己要挨枪子儿，”瓦尔德曼说，“但党卫队不可能一下开枪打死这么多人。我们是（早上）10点钟到的，他们命令我们所有人都坐下。那天非常热。我们没吃没喝，人们随地小便。那段时间很难熬。有人说他宁愿被枪打死也不愿意这么热的天坐在那里。有人晕倒，还有人纯粹因为害怕给吓死了。”奥莱克西·穆莱维奇是当地的非犹太裔村民，他目睹了后来发生的一切。爬上附近一个谷仓的屋顶后，他看见50个或个犹太人一组组被带走，又被命令脱光衣服。“他们让犹太人站在一个大坑边上，然后长官让士兵各自找一个犹太人准备开枪……犹太人大哭大叫，他们知道自己就要死了。接着所有人都开了枪，犹太人都倒下了。长官找来几个强壮的犹太人把这些尸体扔进坑里。”枪杀持续了一整天。几千名犹太人死去，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然而，这次行动中的犹太人实在太多了，党卫队一次忙不过来，所以到了傍晚，剩下的人，包括瓦西里·瓦尔德曼和他的家人在内又回到了奥斯特罗格。在这次和后来的几次行动中，瓦西里失去了他的父亲、祖母、祖父、两个兄弟和两个叔叔，但他和母亲成功逃离了犹太人隔离区，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藏在当地村民家里，直到红军解放乌克兰。“我不知道其他村子是什么样的，”他说，“但我们村的人对犹太人很仗义。”几天后，奥莱克西·穆莱维奇来到屠杀现场，眼前的景象让他毛骨悚然：“填埋坑洞的沙面在动。我想有受伤的人正在下面挣扎。我觉得很抱歉。我是想帮忙，但很快就意识到就算我能把谁挖出来，也没法治好他们的伤。”“我们家养过狗，”瓦西里·瓦尔德曼说，“但我们对它们从没有像法西斯对待我们这么残忍……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这些人如此残暴？’”瓦西里·瓦尔德曼的这个问题，汉斯·弗里德里希可以回答——仇恨。“坦白讲，我一点都不同情（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深深地伤害了我和我的父母，对此我终生难忘。”因此，对所有被自己射杀的犹太人，弗里德里希“并不感到抱歉”。“我对犹太人的仇恨太深了。”在不断追问下，他承认，他曾经认为、且现在依然认为，为了“复仇”杀死犹太人是完全正当的。了解弗里德里希的过去，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为何愿意参与屠杀，为何直到今天还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年，弗里德里希生于罗马尼亚一个德意志人占绝大多数的地区。他自小就耳濡目染家人对身边犹太人的痛恨。他的父亲是农民，当地的犹太人是贸易商，购买农产品然后在市场上出售。弗里德里希的父母告诉他，犹太人做生意赚取了过分的利润，而且经常欺骗他和他的家人。“我倒想看看，”他补充道，“如果你经历我们的遭遇，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是一个农民，想要出售东西，比如说卖猪，但你却办不到。你只能通过一个犹太商人来卖。你设身处地地想一下，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是什么滋味。”20世纪30年代，还是少年的弗里德里希和他的朋友自己绘制海报，写上“不要从犹太人那里买东西”、“犹太人是我们的灾难”，并把它们贴在一家犹太商店门口。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认为它起到“提醒人们提防犹太人”的作用。他读到纳粹德国的宣传口号、特别是极端反犹主义刊物《先锋报》时，发现这与他自己的世界观非常契合。年，他加入党卫队，“因为德意志帝国正在打仗”，而他“想要参与其中”。他相信“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有密切关系，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年夏党卫队来到乌克兰时，作为其中的一员，他认为自己进入的并不是一个“像法国那样的”“文明”国家，顶多只是个“半开化”、“远远落后于欧洲的”地方。因此，接到屠杀犹太人的命令，他心甘情愿地执行，并且一直想着自己是在报复那些“欺骗”了他家人的犹太商人。虽然此犹太人非彼犹太人——他杀的根本是另一个国家的人，但这对弗里德里希来说毫不重要。他说：“反正都是犹太人。”对于曾经参与灭绝犹太人，汉斯·弗里德里希毫无歉意，也从未后悔。虽然没有明说，但其一举一动都表明，他为自己和战友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在他看来，他的行为有着明确和充分的理由，那就是犹太人给他和他的家人造成伤害，没有犹太人的世界会更加美好。阿道夫·艾希曼曾在不经意间表露，一想到自己参与过对数百万犹太人的屠杀，他就感到极大的满足，以至于可以“大笑着进坟墓”了。不难看出，汉斯·弗里德里希很可能也有同样的感受。我们仍无法确定，是否就在年这个夏天——与东部战线屠戮升级同时——纳粹最终定下了针对德国、波兰和整个西欧数百万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有一份档案也许能说明，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关联。7月31日，海德里希拿到一张有戈林签名的文件，上面写着：“年1月24日你曾接到一项任务，要求你以最合适的方式对犹太人进行转移和疏散，以解决犹太问题。作为对该任务的补充，我在此要求你提交一份全面的规划书，为正在计划中的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提出有组织、有调研、可付诸实行的初步措施。”表面看来，这份文件的时间点是关键：戈林给海德里希签字、授意他策划“最终解决”方案的时间，恰恰也是特别行动队受命在东部战线射杀犹太妇女和儿童的时间。然而，近来莫斯科特别档案馆（MoscowSpecialArchive）的新发现对7月31日授权的确切意义提出了质疑。这包括海德里希年3月26日的一张便笺，上面写着：“我就犹太问题向帝国元帅（戈林）做了简单汇报，交给他我的新计划。他批准了，只做了一处关于罗森堡管辖范围的修改，然后让我重新提交。”海德里希之所以制定“新计划”，很可能是纳粹的反犹政策在入侵苏联前夕发生了变化，为此他也做出相应调整。将犹太人运往非洲的设想已被放弃，年初，希特勒曾经命令海德里希准备一份日程表，就如何将犹太人驱逐到德国控制范围内的某地做出规划。按照纳粹的预期，对苏战争应该只会持续几周时间，并在苏联的寒冬到来之前结束，因此海德里希和希特勒一定认为，在那年秋天将犹太人赶往更靠东的地方，以此内部消化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犹太问题，是顺理成章的事。苏联东部的不毛之地是折磨犹太人的最好去处。正如7月31日授权书里清楚写到的，海德里希在年初就接到任务，策划如何“通过转移和疏散解决犹太问题”，因此，关于海德里希的管辖范围，以及在纳粹体制内为此目的所允许的资源调用空间，相关讨论一定从那时起就没有停止过。年7月17日，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Rosenberg，3月26日的文档上曾提到他）被希特勒正式任命为帝国东部占领区事务部长，他对海德里希在东部的权力构成潜在威胁。因此，7月31日的授权书很可能只是为了明确海德里希的职权而做出的。因此，总的来说，新证据并不支持一个曾经非常流行的观点，即希特勒在年春天或夏天做出最终决定，要消灭全欧洲的犹太人，且7月31日的授权是这个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可能的情况是，由于当时所有纳粹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