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
《西方儿童史》是一部以儿童研究为主题的论著，按时间顺序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从古代到17世纪，下卷自18世纪迄今。全书一方面从不同时期社会对儿童的不同定义及对待、年龄段的划分的变化、不同性别或不同年龄儿童的社会角色、儿童礼仪、家庭环境、学习规划、活动场所等角度，构成完整的儿童史框架；另一方面，以细节丰富、论证翔实的专题史形式，研究现代弃儿、儿童务工、残疾儿童等问题，深化了对西方儿童史重要主题的思考。
关于作者
艾格勒·贝奇，意大利作家、教育家，教育学与教育学史教授，曾任意大利帕维亚大学哲学系主任。
多米尼克·朱利亚，法国历史学家，曾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偏重于旧制度和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历史、宗教和历史教育。
申华明卞晓平译
选摘
50年代以来，有三个主要因素改变了欧洲社会与儿童之间的关系。
第一点是年龄段分类的巨大变化：标志着从童年进入青少年、从青少年进入成年阶段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整体来看，从童年过渡到青少年的标志是小学阶段的结束；这种过渡经常被仪式化，例如19世纪在法国北部矿区盆地，人们会用一把“拯救之火”烧毁课本和作业本。天主教堂和路德教堂非常了解这一过渡的重要性，将其仪式化为“初领圣餐”，它也因此变成一种伴随有重许誓愿的集体教堂仪式，并在18世纪中得以普及：教堂既要以最正式的方式隆重庆祝儿童融入教区集体，即进入成人世界之中，也要让这种庆祝仪式深入人心，从而深刻影响那些脱离童年，有可能在接触世界“危险”的过程中丢失纯真的孩子们今后的品行。
另外，青少年向成年阶段的过渡也非常明显，因为其标志就是婚姻。19世纪末以来，男人结婚的时间是由义务兵役这种习俗决定的：年轻人免除兵役义务之后可立刻结婚。然而在过去三十年间，规定集体生活方式的下限变得模糊了。允许将兵役缓征至学业结束以及诸多免除兵役的情形都对义务兵役造成了冲击，这种制度所产生的巨大成本也受到西方民主的广泛质疑。事实上，所发生的一切不仅仅是延长学习年限，或者推迟进入成人世界的时间这么简单。人们更加彻底地见证了一个阶段迈入另一个阶段时逐渐消失的同步性。宗教习俗的瓦解和学业的延长消除了庄重的领圣餐过渡仪式的特点。
走出青春期也不再意味着立刻自动进入成人生活：完成学业不代表要离开父母，也不代表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就业也不再与结婚同时进行。一系列含糊不清的过渡情形得以发展，而且可以持续好几年，定性也比较棘手，因为这些复杂的情境已经完全不属于青春期，但是又未完全融入成人的职业和家庭生活中。因此，童年与青少年的区分或许不如以前那么明显，不那么专制的教育也并没有让身份构建变得轻松：2-16岁的入学教育是当今发达社会儿童最大的特点。无论如何，不同年龄层仅仅在五十年前还有着严格界定，如今它的模糊促使人们对不断变化的年龄界限进行历史分析。
第二种是与生育过度医疗化有关的变化。最近，生物学家雅克·泰斯塔尔（JacquesTestart），即法国首例试管婴儿的创造者（小阿芒迪娜于年出生），将其主编的一本著作命名为《儿童杂志》（LeMagasindesenfants）。这本书的主题与18世纪儿童文学畅销书之一，法国儿童文学家勒普兰斯·德·博蒙夫人（MmeLeprincedeBeaumont）的同名作品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作者这样做可以更好地让公众注意到生育领域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超级复杂的问题：临床医生的角色在书中从负责治疗病人和抗击病理的医生变成了实验员，他们把生育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生产”，对产品性能和“监造”的担忧超过了对生育儿童的渴望。
没人能够预料到化学公司和畜牧学中心所研发的用于农产品加工业的技术可以被转移到人类身上，例如精子或胚胎冷冻、人工授精、卵巢刺激和“代孕母亲”等。人们在医学辅助受孕现象中可以观察到两种优生学变化趋势，虽然这种方式与出生整体相比依旧处于次要地位（占年法国出生人口的1%，即个婴儿），但它的发展速度非常快。第一个趋势与通过捐献者实现的人工授精有关。在法国，负责保守秘密的医生要选择体征与求精方夫妇相匹配的捐精者（血型、肤色、眼睛、头发），而且为了保证匿名原则，医生还要排除携带有导致受精方遗传某种残疾的基因的所有捐赠者：人们因此设立了一种能够素描出未来“供体”图像的筛选程序。在美国，冷冻精子买卖导致基因遗传型竞争加剧，亲本的物化和工具化将精子转变成了单纯的质量受到监控、有固定目的的生物材料。另外一种趋势与体外受精（Fécondationinvitro）有关。这种趋势非常明显，因为基因技术进步飞快，人们可以在受精卵进入子宫着床之前对其进行基因检测以及筛选：在所有未来的婴儿之中，只有表现出最有利特征的卵子才能被留下来，成为胎儿，最后出生。
对来自胚胎的某些细胞进行的基因信息识别能够确定哪些卵子“合适”，哪些卵子不合适并且应当被淘汰。我们当代社会面对的是生物医药行业所掌握的可怕权力：它掌握的降低风险、减少未来儿童不可知性的权力可以达到何种程度？我们在这里涉及的是对正常的界定，如果所掌握的关于人类卵子的知识成为一种分离工具的话，那么我们离弗兰肯斯坦医生（Frankenstein）也不远了。理智沉睡制造出怪物，哥雅（Goya）写道，但对无限权力的狂热也是一样。总而言之，生育的过度医疗化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某种幻觉的发展，人们以为从受精到出生的生命传递过程就好像机械化生产线上将原材料加工为成品的过程一样可以被掌控。
最后一个（但也同样重要）改变我们的社会与儿童关系的因素是过去三十年中家庭所遭遇的转变。结婚率下降，同居现象（青年或非青年）的增多和配偶关系破裂（无论是离婚还是“自由”分手）表明夫妻关系越来越脆弱，这导致亲属关系有种建立在人类爱情不稳定的基础上的趋势。仅以法国为例，年单亲家庭只占到家庭总数的9.2%，年时达到13.2%，在巴黎甚至达到了近1/4（23%）；决定这些情况的已经不再是丧偶（年54.2%的案例是这种情况），取而代之的是离婚（占案例的43%），22年前它才占1/6（16.8%）。
另外，年，75万未成年儿童生活在“重组”家庭中，即自己的父亲/母亲和一个继母/继父组成的家庭。这一时期，总计约超过两百万的未成年儿童没有和亲生父母共同生活，比例约为15%。这一现象十几年来愈演愈烈，已不容忽视：如今的家庭解体现象让传统夫妻模式受到质疑，迫使人们采用新的方式重新思考家庭的界限和范围，尤其是继父/继母这个新人物出现之后。
或许这个人物不为旧制度社会所熟悉，因为过去的预期寿命更短，鳏夫和寡妇再婚也是出于经济需要。法国作家夏尔·佩罗（CharlesPerrault）的《童话故事》（Contes）中充满了握有邪恶权力的“后母”角色，如果父亲或母亲的新伴侣不能承担亲生父母的合法权利职责的话，他们与儿童之间的联系又是怎样呢？重组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之间有着何种新型亲属关系？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历史编纂学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了这些变化，其中三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方面就与我们刚刚提到的变化有关系。二十多年来，欧洲的教育史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对教育机构及其社会功能以及学科的北京中科医院骗人北京中科医院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