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寻常的周二下午。何女士在厨房里忙碌，丈夫郑先生在客厅逗弄着刚刚百天的小孙女，10岁的女儿跟在身边。卧室里，身穿红马甲的彭阿媚（化名）与郭晓玲正坐在床边，陪95岁的彭奶奶玩着客家长牌。“奶奶！这把你可输了！”阿媚笑着说。彭奶奶也连连摆手，脸上满是开心的笑容。对何女士而言，这样温馨的场景，在年前，竟是一种奢望。多年来，肢体残疾的婆婆总是沉默寡言，精神残障的丈夫也避不见人，独自照料足不出户的两位亲人，何女士分身乏术，身心俱疲。年开始，大浪街道社会事务办（残联）启动“向日葵”助残服务项目，以轻度残疾人帮扶重度残疾人，彭阿媚与郭晓玲正是项目的轻度残疾志愿者。在残疾人志愿者的陪伴下，何女士惊喜地发现，彭奶奶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不爱出门的丈夫郑先生，也勇敢地走出了家门，甚至愿意前往阳台山绿道踏青。这让何女士百感交集。在大浪街道职康中心年度残疾人志愿者表彰大会上，原本不做发言的何女士主动走上了讲台。何女士的感叹。“这几年我的心总是很苦！阿媚她们来了以后，从没见过婆婆这么开心！我也轻松了！”说到激动处，她几度哽咽。何女士发言的一幕，深深印刻在大浪街道“向日葵”助残服务项目统筹人的脑中。在花语中，向日葵阳光、明媚，寓意着“对梦想、对生活的热爱”。她欣喜地看到，更多的残障家庭正像何女士一家一样，在以残助残的带动下，走出阴霾，向阳花开！“在过去，我们是没有以残助残这样的帮扶机制的。”向日葵助残服务项目统筹人表示，项目诞生的初衷，在于填补大浪街道残疾人帮扶领域的一大空白。据其介绍，当时，对残疾人的主要帮扶形式是残联组织的例行家访。每隔三个月或半年，社工团队便会前往辖区内的重度残疾人家庭，带去物资、了解近况，为残障人士提出的需求链接资源；有时，也会有相关单位临时组织的志愿服务队登门拜访，提供即时帮助。除此之外，便再无系统性的帮扶措施。慢慢地，社工们发现，在原有帮扶体系下，重度残疾人的情感需要被忽略了。“很多重度残疾人每天待在家里，家属又忙得不可开交，是需要有人和他们聊聊天的。”上述统筹人解释，在这一方面，残联能做的十分有限。社工人数较少、又多为外地人，一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开展更多的帮扶，二是由于大浪属于客家聚居区，几乎没有社工听得懂客家话，无法与残疾人作更深入的交流。此外，该统筹人并不讳言，部分登门拜访的志愿者往往只把帮扶看成一项临时的“任务”，特别是在面对一些因无法自我照顾、卫生状况较差的重度残疾人时，“连门都没有进，拍个照就走了。”这种敷衍的态度，无疑也增强了受助残疾人的抵触心理。日积月累，社工们发现，越来越多的重度残疾人日渐消沉、不愿离家；家属疲于照料，家庭环境十分压抑；面对登门拜访的社工，也愈发拒斥抵触。助残工作陷入了困境。大浪街道残联希望建立一套新的帮扶机制，既能为困在家中的残疾人提供一个情感的出口，也能减轻家属们的负担。然而，如何做？谁来做？却迟迟没有答案。时间来到年。在又一次例行家访中，大浪街道残联的社工们注意到，一位肢体残疾的老奶奶总是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不说话，也没有娱乐，一坐就是一整天。当社工们试图与奶奶聊天，又发现她是客家人，可社工们却听不懂客家话。老奶奶的儿媳妇和儿子就住在同一栋楼，她的儿子也是一名精神残疾患者。面对社工们的询问，儿媳妇何女士显得很不耐烦，催促让社工们“看完了赶紧走”。此后，社工们又多次拜访，却屡屡碰壁。彭阿媚和彭奶奶在聊天。帮扶遇到了瓶颈，好在，街道职康中心的轻度残疾人会员彭阿媚毛遂自荐，说自己正巧认识这位彭奶奶，还是个客家人，肯定能帮上忙。果然，第一次见面，阿媚就用客家话与彭奶奶拉起了家常，家访终于顺利进行。这次顺利的家访，让大浪街道残联工作人员意识到，街道职康中心里的许多本地轻度残疾人，也许将是创新机制的突破口：他们有足够的能力照顾自己、也照顾他人；客家人的加入，无疑能消除方言壁垒、提升沟通效率，共同的文化背景，也会加速建立双方的信任感；同为残疾人的群体身份，或许也将带来天然的亲近感，为帮扶提供新的可能。基于此，年3月，以轻度残疾人帮扶重度残疾人为主要特色的“向日葵”助残项目正式启动。向日葵助残服务项目围绕满足重度残疾人精神需求、实现残障群体能力提升，立足“自助助人”，建立了“1+N”帮扶团队，每个团队由一名社工带领七、八名轻度残疾人开展工作。其中，每两名轻度残疾人为一组，共同照看一至两名重度残疾人。一般而言，两名残疾人志愿者往往是“客家人+非客家人”、“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的组合。这样的搭配，是出于非客家人听不懂的话、客家人能做翻译，智残无法理解的要求、肢残能做补充，肢残者无法实现的动作、智残者能够完成的考量。在帮扶初期，社工会与残疾人志愿者一同家访，协助志愿者熟悉路线、了解情况；之后，就由残疾人志愿者独立开展帮扶；遇到无法解决的需求，再联系带队社工，由社工介入协调解决。向日葵助残项目不设固定帮扶时间，何时帮扶、怎么帮扶，全由轻度残疾人志愿者同帮扶家属沟通决定。因此，在项目伊始，何女士仅仅希望彭阿媚、郭晓玲每个月能来一次。没想到，两人每周都来，一来就待上好几个小时，令何女士颇感意外。在何女士的记忆中，因为腿脚残疾，彭奶奶每天只能独自卧床家中，十几年从未下楼、走出家门，生活非常枯燥。过去，家人曾尝试请护工护理彭奶奶，但连续请了十几位护工，全都被彭奶奶赶走了。“护工只协助婆婆吃饭、清洁，其它时间都是在看手机或者做手工，没有情感交流，有时候还会嫌婆婆事多。我要照顾老公和孩子，实在是没有时间，所以后来她每天还是自己躺在床上，也没怎么笑过。”何女士回忆。在何女士展示的照片中，彭奶奶不是与彭阿媚、郭晓玲打牌，就是被她们推着出门晒太阳。但无一例外，每一张照片，老人都满脸笑容。“她们俩一来，婆婆就兴奋得不得了，像小孩子一样要跳起来的！”采访时，何女士不断重复着，“老人家是不是真的开心其实看得出来，她以前从没有这样笑过！”正在探望彭奶奶的两人。改变不止发生在彭奶奶身上。“以前，他总是躲在我身后，害怕见人，也不愿意出门。每天吃完了药就睡觉，过得昼夜颠倒。”何女士回忆，由于患有精神问题，过去，丈夫郑先生对外界总是“有些害怕”，不爱出门。一直以来，接受帮扶的都是彭奶奶居多，但看到彭阿媚和郭晓玲同是残疾人，不仅能离开家，还能帮助其他人，郑先生心有所动。在医生的建议下，何女士也开始鼓励郑先生多出去走走。从出门晒晒太阳，到在社区散步，慢慢地，郑先生的活动半径越来越大。如今，郑先生不仅交上了一群新朋友，时常结伴到阳台山踏青，还开始规律健身，健康作息。他还希望等疫情缓和了，去职康中心看看，或许能加入助残小队。项目统筹人认为，面对社会舆论，重度残疾人，尤其是重度肢体残疾人并不自信，轻度残疾人的帮扶，无疑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口:“大家都是残疾人，你可以出门帮助我，为什么我不可以出门晒个太阳呢？”事实上，大浪街道职康中心同时建立了青工服务助残队伍。但是，通过日常影像、年终走访对比，由残疾人志愿者帮扶的残疾人士，“笑容更明媚，精气神更足，整个人的状态也更阳光，‘幸福感’更强。”在项目统筹人看来，造成这些差别的，正是“以残助残”模式的先发优势:同理心。“对于残疾人志愿者来说，你也是残疾人，我也是残疾人，我经历过你经历的痛苦，我了解你承受的压力，理解你的生活境遇，很容易就能说到一块去，不嫌弃。”项目统筹人说。这一点，郭晓玲颇为认同。今年56岁的郭晓玲是肢体残疾人，腿脚不便。目前，除了彭奶奶，她还同彭阿媚一起帮扶着精神残障的何大叔。“床头床尾都堆着衣服，拿起来一抖，蟑螂像下雨一样，一只只地往下掉。”大量没有及时清洗的被褥织物堆积成山，污渍让整个房间都显得昏暗……回忆起第一次来到何大叔家的画面，郭晓玲感叹，看到这样的场景，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继续帮扶的。何大叔家没有洗衣机，要漂洗这些衣物，只能手洗。尽管如此，郭晓玲仍然撸起了袖子，和彭阿媚一起，像打仗似的干了两天。“当时没有想这么多，就觉得看到他好像看到了我自己一样，我在家是怎么照顾自己的，就怎么照顾他。”郭晓玲说，“这么大年纪了，一个人坐在那里，很混乱又很无助，没有办法改变，就觉得心痛。”阿媚和晓玲为帮扶对象打扫卫生。这种设身处地的“心痛”，来源于共同的身份认知和群体处境。与健全人相比，残障人士彼此之间这条天然的情感纽带，使得残疾人志愿者更容易理解帮扶对象的生活境遇。这让他们不仅更愿意花心思，用更尊重的态度同对方建立深层的感情联系；也更愿意花时间，自发地、持久地陪伴着帮扶对象。郭晓玲记得，今年春天，疫情吃紧，何大叔家附近拉起了围栏。那时，她和彭阿媚每天都做去核酸检测，保持着24小时阴性证明，就等着某一天，何大叔家附近的管控措施降级，能第一时间去探望他。何女士也记得，参与向日葵助残项目至今，除疫情防控期间，彭阿媚和郭晓玲的探望从不间断、从未缺席。有时，她们吃完午饭就来，陪着彭奶奶谈天说地，甚至承担了许多照料工作，一直待到下午四五点，才依依不舍地离去。“一周来一次待三四个小时，老人家能高兴好几天，等慢慢地又开始期待了，她们俩也又要来探望了。这样子，老人家一整周都开心，不会断掉。”何女士感慨地说。而这种稳定、持久的帮扶，恰恰是建立幸福感的基础。随着向日葵助残项目的推进，许多意想不到的改变，正在悄悄发生。今年42岁的彭阿媚，是土生土长的龙胜人。在残联社工们眼里，年前，她还是一个“暴脾气”，“像个火药桶，一点就着”，参加帮扶五年以来，“整个人自信了许多，性格也更加温和了。”现在的她，不仅是龙胜社区的公益手工课堂讲师，加入向日葵项目一年后，年，彭阿媚还成为了龙胜社区义工队的一员。疫情期间，她坚守一线，从1月底至今，已服务多小时。“今年4月5日，年后第一次看望他们，他们眼含泪水跟我聊天，离开时好舍不得我，让我更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是自己排解了他们的孤独。”从未想过自己也能帮助他人的彭阿媚感叹道，“我终于知道原来我也可以对社会有价值，人生有意义！”从2月1日第一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开始，彭秀媚就一直在大浪街道龙胜社区相关核酸检测点负责引导、协助等义工工作。因为自信，所以自立。让残疾人重拾自信的基础，便是让他们认可自我价值。施助者的改变，也影响着其他无法参与向日葵项目的残障人士。小黄在职康中心已经待了许多年，多重残疾的他，一直以来总觉得自己没有生活能力，理应受人帮扶，每到中午大家一起吃饭，他总是不打饭不洗碗，等着社工帮助。当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加入了向日葵助残计划，小黄再也坐不住了，他主动向社工们要求，加入帮扶小队。这可把他们逗乐了:“你不洗碗，也不打饭，要帮助别人，也得先照顾好自己呀！”在社工们的引导下，小黄逐渐意识到，身为残疾人，自己依然有自立的能力，最起码的，打饭、洗碗、择菜、为帮扶小队准备物资，这些简单的工作，如今，小黄都可以独立完成了。在大浪街道职康中心，如今，“你行我也行”的观念，正改变着越来越多的人:“以往大家来到职康中心，虽然都在一起聊天，但心里总有怨气。现在有了榜样的力量，哪怕自己不能走出去帮助他人，也知道了我有能量，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改变。”年下半年起，由龙华区民政局残联统筹，向日葵助残项目全面升级为“龙华区残障者家庭援助项目”，在全区六个街道开展。其中加入了包括青工、康复师、心理咨询师在内的社会资源，帮助残障人士驱赶内心孤独、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然而，资源政策双升级之下，仍有几重难题亟待解决。第一重难题，便是“共情”成“移情”。“许多残疾人参与项目之后，看到帮扶对象的处境，往往会联系到自己身上，反而感到悲观，丧失了帮扶动力。”社工们指出，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强烈的共情能力反而会给残疾人志愿者造成负面的情绪压力。第二重难题，则是残疾人志愿者人员结构不合理。据了解，目前参与“以残助残”项目的志愿者以中老年人居多，根本原因是由于中老年人群空闲时间多、有余力。然而，面对年轻的帮扶对象，两代人的认知鸿沟往往阻碍了情感纽带的建立，周桃柳迫切希望能有更多年轻、开朗、有活力的轻度残疾人加入志愿队伍，为同龄人带去榜样力量。据了解，“龙华区残障者家庭援助项目”将每月为每户残障者家庭提供8小时服务，包括上下学接送服务、出行护送服务、上门陪护服务、家属互助会等多元服务，旨在帮助残障者家庭减轻陪护压力，使家属拥有个人放松时间。但项目统筹人认为，对家属的帮扶不应止于此，如何让残疾人亲属形成更为平等的家庭价值观，是当下助残服务必须解决的第三重难题。在为向日葵助残项目招募年轻志愿者时，社工们就发现，年纪较轻的轻度残疾人中，一部分人已有工作，没有时间开展志愿服务；另一部分人，则由于种种原因，不愿离开家，久而久之，反而成了需要帮扶的对象。而困住这些年轻人的，恰恰是他们的家人。“有些家庭觉得，家里有残疾人让别人知道了不好，觉得是‘家丑不可外扬’，同时，对原本具备外出能力、独立生活能力的残疾年轻人，总是认为‘你不行’，长此以往，这些残疾人也开始自卑、自我怀疑，失去了自立的可能。”社工们十分感慨。显然，要将以残助残持续进行下去，必须不断破解上述新课题。这需要漫长而艰苦的努力。但让统筹人心怀乐观的是，难题正在引起
